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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转阴就是彻底康复了吗？还需注意哪些问题？******

　　权威解读丨新冠转阴就是彻底康复了吗？还需注意哪些问题？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新冠转阴后康复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新冠转阴后就代表彻底康复了吗？能不能剧烈运动？是不是可以大吃大喝，把身体好好补一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12月25日)邀请相关专家就新冠康复、合理用药等问题接受总台记者专访。

　　饮食起居：营养充足 工作节奏宜稍微放缓

　　专家指出，新冠转阴并不意味着我们和病毒的战斗结束了，刚刚转阴后，身体其实是进入一个相对的脆弱期，首先来看看在饮食起居上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我想第一件事要精神上不要认为这是什么特大的一个事儿一样的，要精神上要保持一种高昂的斗志。第二，经过了几天的这样一个发烧、咽喉疼痛、浑身不舒服的症状以后，吃饭也吃不下去，有的人还有腹泻，腹泻腹胀，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想着我这回失去的太多了，我是不是可以好好去补一补，现在又是冬天，冬天进补，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大吃大喝，吃一些特别多油脂的东西、肥甘厚味的东西。这样不好，这样不单对你基本的康复不好，而且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饮食要清淡，但是不能营养都没有，我就光喝稀汤寡水行不行？肯定不行，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你吃个鸡蛋，煮鸡蛋，喝牛奶，这样我们多吃蔬菜、水果，保证我们一些体力的恢复。第三，我们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要放得稍微缓一点，经过疾病以后，我的好多工作停下来没有干好，我再拼命加班，千万不要再去熬夜加班，你就用正常的稍微松的这样一个节奏完成我们的工作。

　　专家：新冠康复后 先别急着剧烈运动

　　很多人有健身的习惯，尤其一些老年人有平时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大家都关心康复后是否可以运动，运动的强度如何把握。专家提醒，新冠转阴后不要着急剧烈运动，即使运动也要适度。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我们要适量运动，但是不能剧烈运动。我们前几天有一个病人在跟我咨询，他已经退烧5天了，都特别好，他们家人也都好了，然后他当天都在跑步机上跑了6000多步以后，晚上就烧起来，但是烧得不高，一下就烧起来了，所以说我们运动要适量，适量的运动是有利于我们的恢复的，过度的运动不但不能够恢复，有可能还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当然随着你的体温正常以后，有点咳嗽，有点浑身疲乏，你的运动量，以你平时运动量的1/3，我估计就够了，或者你自己感觉到身上有点热了，身上稍微有点泛热了就可以了。我还是建议你用最低的这种运动量运动，这些运动都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些日常的运动习惯，不超过你平时的1/3，逐渐增长就可以了。

　　康复后感觉累？专家：身体修复需要时间

　　还有很多人反应在新冠转阴返岗后，总是感觉非常疲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虽然这个病人烧也退了，抗原也转阴了，但是其实人体整个体力的恢复、功能的恢复确实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大概需要2~3周，慢慢会恢复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不用太焦虑。尤其对于这些急性病都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它跟慢性病的特点确实是不太一样。这段时间的话适当地注意休息，适当地加强营养，促进它的恢复，让你尽快地能够回归完全正常的状态。

　　专家：科学合理使用对症治疗药物

　　新冠阳性的急性期和康复期都会使用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些人使用药物后出现了其他系统比如消化系统的一些反应。应该如何科学合理使用药物？再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如果说本身就有一些胃的慢性病，比如说你本身有胃溃疡，或者是本身有十二指肠溃疡，或者平时有胃肠道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病的患者，那么在用解热镇痛药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稍微注意一些，比如说尽量不要空腹去用这些药，比如说你吃一些东西以后餐后再用药，这样的话会减轻这些胃肠道不适的症状。应该同时合并上一些胃黏膜的保护剂，再来吃这样的一类的药会更安全一些。另外我们知道在临床上很多药物之间，它可能是会有一些相互作用的，尤其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基础病的这一些人群，包括有慢性这些胃部的基础疾病的人，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去咨询一下医生，给你一个建议，这样更安全一些。(央视新闻客户端记者 史迎春)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